那一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思南路邮局上班。

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曾被认为是件颇为遗憾、偶尔也觉得自卑的事。我学的是电报专业，一度能背出两千个中文电码，但没来得及发过一份电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邮政窗口，接收es快件和包裹，收银和填单。后来说起中石油中移动之类央企，才发现我也曾是央企员工，而且是垄断央企，当时却没人这么想。邮局三百六十五天开门，周末门可罗雀，我会在柜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说，或者发呆。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遇见了她。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烫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脸上皱纹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镜片下，有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着件高领黑色大衣，裹着深紫色的羊毛围巾，化着淡淡妆容，这就与众不同了。她盯着我看了许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她说她想要投诉，为什么卖明信片的窗口没人？她的声音不像这把年纪。人民邮电不该让人民浪费时间等待！她的态度很严厉。虽然，人民邮电早就改称中国邮政了，我不敢纠正她的说法，自作主张跑到别人柜台，拿了张明信片卖给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写明信片，居然是外语，又绝非英文。最后，地址下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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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懂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进门外的邮筒。

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到我的窗口前。我说我不是卖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从我的手里买。我建议她一次多买几张，需要时投进邮筒就行了，但她不听。她的收件人地址，永远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写俄语。同事们说，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总因为小事情要投诉。每个人看到她都很头疼，恨不得装作上厕所逃走。我感觉自己是要倒霉了，怎么总是来找我呢？

春日黄昏，她又来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坐在台阶上不动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个人捂着心口站不起来。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刚开始，她的面前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讹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的手哆嗦着，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从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祷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怀里。

几分钟，她的魂魄像是回来了，说了声谢谢。我刚好下班，问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将我推开，没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又被我搀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