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牛、种子、农具以及鸡仔、鸭仔、粮食等物，以助百姓渡过难关。此其一也。”

“我欲于农司之下，再设立粮署，专职量入为出，调剂军民之粮。”

“丰年粮贱，粮署收粮，免谷贱伤农；荒年不足，则抑粮价，赈济灾民。若是算得粮草皆不足用，则及时外购调剂，开源节流，以求消弭于无形，卿等以为如何？”

张慎言和吕维祺闻言不由讶然，稍作思索便应道：“舜王仁义，得舜王治天下，乃天下百姓之幸也！”

“只是兹事体大，我等需要调查商议，定下章程，才敢报于舜王！”

顿兵雄关

张顺和张慎言、吕维祺商议了半天，想到哪儿就谈论到哪儿。

等到中间歇息之时，他稍作整理，发现这次谈话深度远远超出自己平日所思所想，已经触及这个时代问题的核心。

原本他还是照本宣科，对古代社会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教科书上所说的“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农业社会的生产资料土地”这种教条化观点上面。

知道这一次交谈，他才深刻的认知到这些观点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宏大角度来说的。

若是单纯的从经济角度来说，反倒用教科书补充似的一句描述，“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大量破产”来表达，则更为精确。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是以法家思想为主要理论依据，其理想运转模式以“耕战”二字为核心，基础是以户为单位的小农为生产单位，上设官吏进行管辖、征税、征兵、征发劳役，最终对皇帝一人负责。

封建帝国的一切产出皆由“户”进行负责，所以这才有了“编户齐民”的要求。对这个时代来说，一“户”便是一个小型的生产“企业”。

无论在这些“企业”头上摞多少负担，世家大族也好，贪官污吏也罢，士绅乡贤也中。只要这些“企业”还有足够的数量纳税、纳粮，贡献劳役、兵丁，那一切都好说。

一旦这些“企业”纷纷破产，坏了一切的根基，那么一个王朝无论出来多少天纵奇才，也终究无力回天。

如今的大明就是如此，正如同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他治下的农户有的已经开始大规模“破产”，而有的已经进入到“破产的边缘”。

前者以陕西，特别是延绥之地为代表；而后者以河南府等地为典型。

若是从唯物史观来看，这大明也合该亡了。其基础已经严重崩坏，任凭崇祯如何有心计手段，非重整山河不足于续命！

想到这里，张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自己若想建立一番事业，不能满足于成为一位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的封建帝王；更不能一心以开疆扩土，以累累白骨华作为自己的功业。

而是要老老实实重整旧山河，把大明碾碎的根基，一个个挑拣出来黏合起来。让一户户家庭重新吃穿住用不愁，又有余粮、余力承担相应的义务。

国家国家，有家的支撑才有国的兴盛，这才是中华两千年兴旺更替的真谛。

正所谓：百尺高楼，起于平地；千丈之帛，积于丝缕；万石之钟，累于铢两！

若无一个个如同砂粒一般的户口支撑，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就要坍塌了，更不要幻想什么能够坐稳皇位，开疆扩土了。

由此可知，进行土地分配，给予无地、少地的农民土地固然是改革要点；而扶持、保护处在破产边缘的农户，更是重中之重。

前者是开源，后者是节流。双管齐下，重铸天下根基，方收不世之功！

张顺想得明白，又反复叮嘱了张慎言、吕维祺等人一番，将事情按照轻重缓急，一发交代下去，只待将河南府民生状况调查明白，再制定相应政策。

眼瞅着事件交代的差不多了，宋献策这才上前问询道：“由于司兵曹文诏出征在外，舜王又不在洛阳，有件要务积压了许久，我不得不越俎代庖汇报一下！”

“哦？何事？”张顺还满脑子思虑着土地、改革和破产诸事，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曹文诏和陈长梃、李牟三位将军从当初义军击败五省总督洪承畴以后，追击至潼关关下。双方鏖战许久，奈何潼关坚固难下，义军无法入关！”

“后请张都督率领工匠前去铸造大炮，以求破关。奈何技艺不精，屡铸屡败，重炮不能成，雄关不能破，还请舜王早作决断！”

“什么？”张顺闻言大吃一惊，他原本也惦记着此事，准备回头派使者问询进展如何。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那陕西总兵左光先有如此能耐，猛将曹文诏和义兄陈长梃二人合力，依旧拿他们没有半点办法。

“到底什么情况？”张顺追问道。

宋献策和张慎言还未来得及应答，吕维祺却因为家住新安，地近潼关，对此地有所了解，连忙应道：“我等不甚知兵，不知其中关窍。”

“以常理度之，当是潼关险要，固若金汤。那陕西总兵左光先本又是名将，凭城而守，曹文诏和陈长梃二将急切难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