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现在的军人是代替了放浪者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们不要那种任性的、无从捉摸，难于测度的自由人，而且合理化的，有纪律的，受统制的，穿制服的，有爱国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之下，五六千万人所结成的一个民族能共同信仰同一种主义，皈依同一种思想，喜欢同一样的食物。关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有一种相反的见解：一种以放浪者为理想，另一种以军人为理想；前者认为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后者认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将私人意见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和国家，那才是最优越最崇高的人类。二种见解都可以辩护，前者以常识辩护，后者以逻辑为辩护。用逻辑去替爱国的自动机式的理想作辩护，是不很困难的，爱国的自动机，是模范公民，可以当做达到另一个外在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存在，这个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国家。这一切都可用逻辑很容易地证明出来——又简单又但白，所有的呆子都会死心塌地的相信。欧洲许多“文明的”和”开化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抱着这种见解，这实在使人好似难于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种以为是被遣到阿比西尼亚首都去，而结果却是在西班牙登岸的军人。这种公民又可分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统治者所认为较好的公民，这种人晓得了他们是被运到西班牙去时，仍是非常温顺，愉快，自己祷告，或由军中的牧师代为祷告，感谢上帝派遣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为国牺牲。

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开化的人们，那些知道了人被运错了地方，而心中，觉得愤恨的人们。在我看来那种内心的愤恨反抗情绪，是人类尊严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阴森惨淡图画中，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恢复原位的唯一希望。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逻辑，我自然还是拥护放浪者。我绝对拥护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他说并不如此。我们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我们的文明唯一之希望，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为我们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经变成更优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心，使我愿意让牛有一种温顺而满足的脾性，在人类命令下，无论是被领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场里，都能保护同样旷达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为主人而牺牲。

同时也因为十分宝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在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理由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波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这种信仰或本能可也有充足的活力，在今日那些炫耀的，穿制服的，同式同样的工人消灭了之后，使思想的摆子摆到另一方向去吗？我试目待之。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至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二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个人的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智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个患有溃疡的人时时地想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病弊时，永远是经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在过去是一个人，可是在今日的一般见解之下。却变成了一只全然服从物质律或经济的自动机。我们不再把他当人看待，我们只把他当做齿轮上的一个齿，一个组合或一个阶级中的分子，一个可以列在百分数里进口的异邦人，一个遭卑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个被排斥的资本家，或一个因为是工人，而被视为是同志的工人，把一个人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