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日，上午八时整，天幕再度浮现画面。

而今天的内容，比前一天更加沉重，更加触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核心的伤口。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北京收到了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加密电报。电报的内容并不长，措辞也经过了刻意的模糊处理，但其核心意思却让译电员在翻译完毕之后，没有人敢给他们安排工作。

当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时，这些被释放的人员开始层层上访，后来上访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从几百人到上千人，最后雪球越滚越大、彻底失控。

北京，伟人看到天幕上这段上访人员层层涌入莫斯科、问题越滚越大的画面，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看到友党在执政基本功上失分之后、既失望又警醒的复杂感受。

“既然要把人家放出来，总得要解决人家的生活问题和名誉问题吧，放出来给张释放证明就打发街头，这不是解决矛盾，是把矛盾从监狱里转移到街头上。

人放出来了，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被打成‘人民公敌’的帽子还没摘掉，那放出来和关在里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从一个小牢房换了一个大牢房罢了。”

他顿了顿，转头对坐在一旁的伍豪沉沉地说了句，“毛熊同志这个做法很不负责，不是一放了之的事情。”

根据毛熊内部自己统计上报的数据，那段时间涌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信访部门的上访者，超过一百三十万人次。

为此，莫斯科不得不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申诉材料。结果这一处理，就处理出了大问题。

斯大林看着天幕上那组触目惊心的数字，缓缓吸了一口烟斗。

他没有看贝利亚，但他的声音就是对着贝利亚去的。

他当然知道天幕上说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些档案柜里锁着的判决书，每一份他都亲自过目过。

所以他更不明白为什么贝利亚会在自己死后迫不及待地把这些人一股脑全放出来，而不做任何过渡性安排。

这些人一旦被释放，立马会成为苏联内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辩驳的教训分量。

“贝利亚同志，你未来的做法欠妥当，这些人在没有审查清楚问题之前，怎么能随意释放？

释放本身不是目的，维持政权的长期安稳才是，你把一群被关押了十几年的人突然放出来，又不给吃不给住不恢复名誉，这不是在做好事，是在往干草堆里扔火柴。”

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发现了过去冤假错案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心理预期。这些卷宗的每一页都记录着被伪造的证据、被屈打成招的口供、被秘密处决的判决书。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冤假错案，经过逐级追溯和最终审核之后，责任指向都集中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看到这里，贝利亚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打量着斯大林的脸色，斯大林的脸色此时铁青无比不是因为忏悔，不是因为愧疚。

而是因为他知道天幕正在把这些已经被尘封了数十年的秘密档案，一页一页地翻出来，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人类的面前。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因为这些披露而引发动荡，西方的舆论会像风暴一样席卷各大洲。

他毫无畏惧。他不是那种会因为外部舆论压力而低头的人，只要他还在这里，只要他还在莫斯科坐在这个位子上，那么毛熊就还是毛熊，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私下窃窃私语，都改变不了这一个基本事实斯大林，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不可动摇的主人。

北京这边，伟人脸上的表情却比斯大林沉重得多，转过身来对着身后的机要秘书，用一种郑重而清醒的语调开始口授一封发给全国各级党委机关的电报草稿，措辞里带着从别人血淋淋教训中汲取自我警戒的深刻自省。

“给全国各级党委机关发一封文件，告诉他们，龙国不是毛熊，龙国不搞冤假错案，不搞屈打成招。

所有的指控和判决，要有实打实的、确凿的证据，毛熊同志这件事给我们做了反面教材，反面教材也是教材，而且是最珍贵的教材，别人已经付了学费替我们趟了这条血的弯路，我们更要吸取教训走稳。”

天幕继续往下播放。

直到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才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给全党、全国和所有这些在平反浪潮中走出牢门和早已死于非命的冤魂有一个正式的交代。

因为这件事已经在毛熊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普通民众群情激愤，连党内也开始出现了追责的声浪，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声音也越来越响。

但中央委员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