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绝境下的抉择，教书先生的决死之志（第12页）

余则成的手从报键上收了回来。

他看着教书先生按住电键的那只手。

那只手骨节分明，指甲里嵌着粉笔灰。

是一只教书人的手。

“你说得对。”

余则成说。

他站起来，退后两步，靠在了墙上。

教书先生松开了电台。

他弯腰从角落里拎出一个帆布包，把电台塞了进去。

动作很轻，很稳。

“我带走。”

他说。

余则成愣了一下。

“你带走？”

“这个防空洞不能报。

但三公里外有一座废弃的水塔。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炸塌了一半，但铁架子还在。

我把电台搬到那里去，爬到塔顶报。

完就走。”

“走得掉吗？”

教书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蹲下来，整了整自己的长衫。

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放在了刀疤脸面前。

“兄弟，拜托你一件事。”

刀疤脸看着那几块大洋，没有伸手。

“余先生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人。

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带着他往城西走。

鸡鸣寺后山有一条旧防空壕通往城外，出口在紫金山北麓。

从那里出城之后，一路往北，到六合县找一个叫陈老五的船夫。”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在刻碑。

“先生。”

刀疤脸的声音哑了。

“你这是……”

“这是组织的纪律。”

教书先生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课堂上念课文。

“保护有价值的情报人员，是联络员的第一职责。

我在南京做了三年联络员。

这三年里，送走过七个人。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其实最开始我不是联络员。

我是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

三九年日本人打进来之后，学校散了。

学生散了。

我留下来，是因为走不了。

后来组织找到了我。

他们说，教书先生，你认字多，脑子清楚，帮我们传几封信行不行？”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不是笑。

“传着传着就传了三年。

中间死了五个同志。

有两个是我亲手送走的尸体。”

他站起来，看了余则成一眼。

余则成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地抖。

他想起了吕宗方。

想起了在贫民窟地窖里听到的最后那两个字。

想起了那个人临终前平静如水的眼神。

和教书先生此刻的眼神一模一样。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吗？”

余则成的声音很轻。

教书先生想了想。

“也不都是。

有些人怕死，有些人犹豫。

但到了该做选择的时候，大部分人会选对的那条路。”

“什么是对的？”

“活着的人比死了的人更重要。”

防空洞里很静。

积水从墙壁裂缝里渗下来，一滴一滴打在地面的水洼里。

声音很规律，像钟摆。

余则成低下头，看着那滩积水。

水面上映着油灯摇曳的光。

滴答。

滴答。

滴答。

他忽然抬起了头。

“把电台放下。”

教书先生看着他。

“你不用去送死。

谁都不用。”

余则成的眼睛里有了一种教书先生没见过的光。

不是兴奋，不是自信，而是一种极其冷静的、把所有条件都计算清楚之后才会出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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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蹲到了那滩积水旁边。

“教书先生，你有没有闹钟？”

教书先生愣了一下。

“有一个。

旧的。

法国货。

早就不走了。”

“条还在吗？”

“应该还在。”

“拿来。”

教书先生从帆布包底下翻出了一只铜壳小闹钟。

壳子上满是绿锈，时针和分针都断了，但秒针还能手动拨动